昨晚杨砾离家后，冯芸和雨萱终于安然入眠，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差点错过了心理治疗。
半小时的治疗结束后，医生对冯芸说，孩子已经用非药物疗法干预了一个多月，仍未见起色，建议开始口服抗焦虑药物。
“必须要服药吗？”冯芸内心挣扎，既怕耽误孩子病情，又担心药物副作用。
“拖久了更不利于恢复，而且现在还出现了抽动症状。”
“我再试着改善家庭环境，您看可以吗？”冯芸近乎哀求地问。
医生皱起了眉头：“不管是否服药，都需要温馨和谐的支持型家庭氛围。我们说好的家庭治疗，到现在都没有开始，最好再劝一劝孩子爸爸。”
“好的，我想办法。”冯芸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已放弃了对杨砾的指望。
自己和他之间闹成这样，家中热战与冷战交替，哪里还谈得上“温馨和谐的支持型家庭氛围”？父母吵架，孩子遭殃。他不在家兴许更好。
她不希望他回家，一半是为了雨萱，另一半则是为了自己。
住院的几天里，身体上的疼痛和对腹中胎儿的担忧分散了她大部分注意力，她还来不及照顾自己的情绪感受。然而，当确定胎儿无虞，自己脸上的红肿也消退后，精神上的折磨才正式拉开序幕。
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家暴的对象。她既非性格懦弱，又非经济不独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挨打的弱者？
一股强烈的屈辱感涌上她的心头。她不能接受尊严像这样被踩在地上践踏，她要反抗。
体力上的硬碰硬是不现实的，她想到了报警。但在这之前，她得先大致了解一下杨砾可能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她没有问自己的律师朋友。她觉得这件事太丢人了，不想熟人知道。于是她找了几家网络上的在线法律咨询。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对于这一耳光属不属于家暴，竟然还颇有争议。有人说打耳光是暴力行为，属于身体伤害。有人说并未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无法追究法律责任。
原来，法律上对家暴的认定和她想的大相径庭。
她的情况够不上轻伤，也没法证明流产症状与那一耳光直接相关——医生询问病情时，她承认了在那之前已有疲惫和腰酸的症状。再说，她身体情况也很快好转，暴力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况且，由于没有当天报警，她错过了法医验伤的最佳时机。
她没想到，自己有老谭和急诊护士作人证，有住院的病历作物证，居然仍奈何不了杨砾。
法律也许能保护每一位身处家暴阴影下的女性，但在它出手之前，还是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要报警吗？她犹豫了。
家暴总被大事化小地描述为夫妻间的小打小闹，外人不方便干预，干预也多是劝和。调解到最后，无非又落到夫妻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套话上，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她这个挨打的人也显得不那么无辜了。
这不是她能接受的结果。
内心一番挣扎后，她还是拨打了报案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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