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罗湖罗家村的每一天，对文云淑和文云义而言，都像是被投入了一个高速旋转的离心机，固有的观念被撕裂、打碎，然后又被新的、充满活力的信息强行重组。
文云义内心的震撼最为剧烈。他蹲在罗家村口，看着那些穿着沾满油污工装、却叼着过滤嘴香烟的年轻仔，他们谈论的不再是田里的收成，而是“订单”、“港纸”（港币）、“流水线”。
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刘家后生，指着自家新建的三层小楼，略带炫耀地说：“义哥，喏，这楼，就是去年搞了半年电子表散件组装挣出来的！比种地强多了！”
文云义摸着口袋里那几块从巴县带来的、准备路上充饥的红苕干，第一次对“劳动创造价值”有了全新的、略带苦涩的理解。
他如饥似渴地向刘家大哥和其他脑子活络的村民请教。
他弄明白了“挂靠”就像是给私人买卖穿上一件“集体”的红马甲，每年交一笔“管理费”，就能享受集体企业的某些政策便利和信誉背书。
他也理解了“集资入股”，就是把大家的钱凑起来干大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比他空想着“带领大家致富”要具体得多，也复杂得多。
这些在内地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概念，在罗家村已经成了许多人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
然而，这片热土的阳光背后，阴影也同样清晰。
一天夜里，村外突然传来打斗和叫骂声，第二天才知道是两伙人为了争抢一个香港老板的玩具订单发生了火拼，有人动了刀子。
刘老伯摇着蒲扇，语气平淡地告诫他们：“在这里，胆大能吃肉，但也容易噎着。赚了钱，要懂得藏，更要懂得怎么花。
那些开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晚上去歌舞厅一掷千金的，往往是倒得最快的。”
文云义深深记下了这话。
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一次在镇上吃饭，邻桌几个穿着“的确良”衬衫、气度不凡的年轻人，高声谈论着如何通过父亲的关系，拿到某个紧俏物资的“批文”，转手就能赚取数万元。
“那都是干部碗里的肉，”刘家大哥后来低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羡慕和更多的敬畏，“我们这种，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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