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春寒还没散，宋家堂屋的炕席底下，藏着全村最金贵的东西——那张盖着鲜红公章的宅基地批文。赵金凤特意找了个铁皮饼干盒，把批文折得方方正正，里里外外擦了三遍才放进去，每晚睡前都要伸手摸一摸，确认盒子还在，心里才踏实。
“开春就动工！”晚饭时，赵金凤往每个人碗里多舀了半勺玉米粥——这是宋家难得的“加餐”，粗瓷碗里的粥晃着热气，映得她眼角的皱纹都软了些。
可热气很快被现实吹凉。宋卫国掏出那本蓝皮账本，纸页边缘卷着毛边，上面用铅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还沾着圈油渍。他指尖划过最后一行，声音沉了下来：“砖瓦最少两百块，木料一百五，水泥石灰杂七杂八加起来，得五百块出头。咱们现在就剩二百三十七块五毛二——还是去年卖粮食和楚瑶做酱菜攒的。”
饭桌瞬间静了，只有玉米粥“吸溜”的声音断断续续。谁都知道，1983年的农村，一块钱能买两斤玉米面，二百多块已是不少人家两年的积蓄，可放在盖房上，连个零头都不够。
“我去信用社问问，能不能贷点。”宋建国放下碗，袖口蹭了蹭嘴，语气带着点不确定。
第二天一早，宋建国揣着户口本去了公社信用社。那地方是土坯墙，木窗户糊着旧报纸，柜台是磨得发亮的木头柜，里面坐着个穿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手里拨着算盘“噼啪”响。听明来意，他头也不抬地推过来一张表格：“最多贷五十块，还得找两个保人，月息一分五。”
“一分五？”宋建国捏着表格的手都抖了，“这利钱也太高了！”
“嫌高？有的是人等着贷。”工作人员敲了敲柜台，“政策就是这样，愿意贷就填，不愿意就走。”
宋建国垂头丧气地回来，肩膀垮得像压了块石头：“五十块顶不了啥用，还得搭利钱。”
更难的是，1983年的建材大多是计划物资，不是有钱就能买。砖瓦要砖窑的指标，水泥要公社的批条，木料得林业站的采伐证——没有这些，就算攥着钱，也只能干着急。
“我去砖窑跑一趟。”天还没亮，宋卫国就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推着家里唯一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了门。公社砖窑在十里外，全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他骑到地方时，鞋底都磨薄了，脚底板泛着疼。
砖窑的烟囱冒着黑烟，把半边天染得灰蒙蒙的。门口排着长队，有人扛着布袋子，有人推着平板车，都是来买砖的。售票窗口是个木格子，里面探出个戴蓝布帽的脑袋，扯着嗓子喊：“没砖了！这个月指标早用完了！”
宋卫国挤到前面，声音带着急：“同志，通融通融呗，俺们家等着盖房，媳妇还怀着孕……”
“谁家不急？”那人不耐烦地敲着搪瓷缸子，“下个月初一再来排队，来晚了照样没有！”
宋卫国不死心，在砖窑外转悠，瞅见个穿干部服、夹着公文包的人，赶紧从口袋里摸出包“大前门”——这烟是他攒了半个月烟钱买的，平时舍不得抽。他手有点抖，把烟递过去：“领导，您看能不能帮帮忙？俺们真急着用砖。”
那人瞥了眼烟，夹在耳朵上，语气软了点：“不是我不帮你，是真没指标了。你要是能找关系弄到指标，来了我优先给你留着。”
类似的碰壁在水泥厂重演。公社水泥厂的大门紧闭，只有个小侧门开着，门口贴着手写的告示：“水泥紧张，凭批条购买”。宋卫国在门口蹲了一天，直到夕阳西下，才等来下班的老工友——那人穿件沾满灰的劳动布褂子，手上全是老茧，一看见宋卫国就叹了口气。
“老宋啊，不是我不帮你。”他拉着宋卫国躲到墙角，声音压得低低的，“现在水泥金贵得很，公社的重点项目都不够用，没批条连门都进不去。你要是能弄到公社的批条，我偷偷给你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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