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的长安岁月，这位写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诗人，在长安当的可不是“混日子”的官——28岁考中进士后，他拿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硬脾气，天天给皇帝提意见，还写了一堆“捅马蜂窝”的讽喻诗，把中唐的贪官、苛政全扒了个底朝天。
他的诗不是写给文人看的“阳春白雪”，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不是玩文字游戏，是要让诗歌变成“替百姓说话的工具。
28岁考《策林》：别人写空话，他偏写“百姓的苦”
公元806年，长安的科举考场比往年热闹——这一年考的是“制科”，不是常规的进士科，考的是“策论”，也就是给朝廷提治国建议，难度比一般考试大得多。28岁的白居易，揣着一沓自己写的《策林》，走进了考场。
别以为考策论就是“掉书袋”，当时很多考生为了讨好考官，写的全是空话：“陛下圣明，好好治理，天下就能太平”“官员要廉洁，百姓要听话”，全是正确的废话，没一点实际内容。
白居易偏不。他写的75篇《策林》，没一句空话，全是盯着“百姓的苦”“官场的乱”“藩镇的害”说的——比如写赋税太重，他说“百姓苦，苦在赋税多，官吏还趁机敲诈，把百姓的粮食都抢光了”；写官场腐败，他说“有的官员天天喝酒享乐，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官留着有啥用？”；写藩镇割据，他说“藩镇像毒瘤，不早点割掉，国家早晚要出事”。
更敢的是，他还直接批评当时的政策——比如朝廷搞“宫市”，让太监去街头抢百姓的东西，美其名曰“采购”，白居易在《策林》里直接说：“宫市就是抢，太监拿着一点钱，就把百姓的东西拿走，这比强盗还狠！”
考官们一看这《策林》，都惊着了：“这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得罪人？”再仔细读，又觉得他说得全是实话，句句戳中要害。最后，考官们一致拍板：“白居易这策论，有良心、有见识，得中！”
放榜那天，白居易看到自己的名字，没像其他考生那样欢呼雀跃，反而蹲在考场外，想起了符离的日子——想起母亲用米浆教他写字，想起湘灵家种地的辛苦，想起逃荒时看到的饿肚子的百姓。他心里想：“考上了，终于有机会替百姓说话了，可不能忘了初心。”
没过多久，朝廷给了他一个官——左拾遗。这个官品级不高，才八品，权力特殊：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不管是皇帝做错了，还是官员有问题，都能直接说，相当于“皇帝的监督员”。
有人劝他：“左拾遗是个得罪人的官，少说点话，别给惹麻烦。”白居易却摇摇头：“我考科举、当官，不是为了混日子，是为了‘兼济天下’，要是连话都不敢说，还当什么官？”
从那天起，长安城里多了个“敢说话的左拾遗”——上朝时，别的官员都顺着皇帝说，他敢站出来：“陛下，最近宫市又抢百姓的东西了，得管管！”“陛下，江南水灾，百姓没饭吃，得赶紧放粮！”有时候皇帝听得不耐烦，脸都黑了，他还是接着说，一点不怂。
他的同事都替他捏把汗：“白居易，你少说两句吧，小心皇帝把你贬了！”白居易却笑着说：“我要是怕被贬，就不当这个左拾遗了。”
《卖炭翁》：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写尽百姓的命比炭贱
白居易当左拾遗的时候，没光靠嘴提意见，还把看到的百姓苦，写成了诗——最有名的就是《卖炭翁》。这首诗不是他瞎编的，是他亲眼看到的真事。
还原下那个场景：那是个冬天，长安特别冷，寒风跟刀子似的刮。白居易早上上朝，路过长安城东的街头，看到一个老头，背着一筐炭，蹲在路边发抖。老头穿着件破单衣，脸被烟火熏得漆黑，手上全是老茧，冻得又红又肿。
白居易走过去，问老头：“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多穿点？炭卖多少钱一斤？”老头叹了口气，说：“家里没煤了，只能上山烧炭，烧了十几天，才烧出这一筐。本来想卖了炭，买件棉袄，再买点米，可等了一早上，也没人买。”
白居易正想安慰他，远处来了两个太监，穿着华丽的衣服，后面跟着几个小吏，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太监看到老头的炭，指着说：“这炭不错，宫里要了！”小吏立马过去，把炭筐抢过来，扔给老头半匹布，说：“这是宫里给的钱，够你买炭的了，赶紧走！”
老头急了，抓住小吏的手：“这布不值钱，不够买棉袄和米啊！你们不能抢我的炭！”太监一脚把老头踹开：“大胆！宫里要你的炭是给你面子，再敢啰嗦，把你抓起来！”说完，就拉着炭走了。
老头坐在地上，看着太监的背影，哭了起来——那是他烧了十几天的炭，是他冬天活下去的希望，就这么被抢走了。白居易站在旁边，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掏出自己的钱，递给老头：“大爷，这点钱你拿着，买件棉袄吧。”老头接过钱，千恩万谢，抹着眼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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