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居易的感情，都知道他心里装着个“白月光”湘灵，很少有人想起，陪他走过大半辈子、从长安官场到洛阳归隐的女人——杨氏。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浪漫：37岁的白居易被母亲以死相逼，娶了同僚的妹妹；杨氏嫁过来时，明知丈夫心里有别人，却还是默默扛起了家，陪他贬江州、熬低谷、享晚年。
他们的日子没有“娉婷十五胜天仙”的心动，却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的承诺；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
37岁的婚礼：没有心动，只有对现实的妥协
公元813年的长安，秋天来得特别早。37岁的白居易站在婚礼的红烛前，看着盖着红盖头的杨氏，心里没有半点新郎官的欢喜，只有沉甸甸的愧疚——一边是母亲病重时“不娶杨氏就死不瞑目”的逼劝，一边是符离那个等了他十几年的湘灵，而眼前这个女人，不过是这场“孝道绑架”里的另一个受害者。
杨氏是同僚杨汝士的妹妹，出身官宦家庭，知书达理，模样周正，按当时的“门当户对”，是个再好不过的妻子人选。白居易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份好——他心里装着别人，给不了她完整的爱。
婚礼当天，宾客满座，同僚们都来道贺，说“白侍郎好福气，娶了这么好的媳妇”，白居易强装笑脸，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头晕目眩。晚上，他掀开杨氏的红盖头，看着她略带羞涩的眼睛，张了张嘴，却只说出一句：“委屈你了。”
杨氏愣了一下，随即轻轻摇了摇头：“夫君不必多言，既然嫁过来，我就会好好照顾你，打理好这个家。”
她的懂事，让白居易更愧疚了。那晚，他没怎么说话，躺在旁边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湘灵的影子——想起她递给自己的狗尾巴草，想起她塞给自己的木匣，想起她那句“我还在等你”。他甚至不敢看杨氏的眼睛，怕从她眼里看到失望。
婚后的头几个月，两人相处得很客气，像合租的室友：白居易每天去衙门上班，杨氏在家打理家务、照顾婆婆（白居易的母亲）；晚上白居易在书房写诗，杨氏就端杯热茶进去，不打扰，不追问；吃饭时两人偶尔聊几句朝堂的事、家里的事，从不多提感情。
有次，白居易在书房整理旧物，不小心翻出了那个装着湘灵绣品的木匣。杨氏正好进来送点心，看到木匣，脚步顿了一下，却没多问，轻声说：“夫君要是想单独待着，我先出去了。”
白居易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杨氏肯定听说过湘灵的事，她从不提，从不闹，默默做好自己的事。这份体谅，比指责更让他难受。他把木匣重新锁好，心里暗暗想：“就算给不了她爱，也得给她尊重，好好跟她过日子，不能再委屈她。”
贬谪江州：她收拾行李说“我跟你走”，成了他的“定心丸”
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为替宰相武元衡说话，被诬“越职言事”，贬为江州司马。这对刚稳定没多久的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接到贬令那天，白居易坐在书房里，脸色苍白，手里的奏折掉在地上。他想起在长安的仕途刚有起色，想起母亲还需要照顾，想起杨氏嫁过来才两年，就要跟着自己去偏远的江州受苦，心里又悔又恨。
杨氏听到消息，没有哭，也没有抱怨，只是走进书房，帮他捡起奏折，轻声说：“夫君，别难过，去哪我都跟你走。咱们收拾收拾行李，把母亲也接过去，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白居易抬头看着她，眼眶一下子红了。那时候，很多官员被贬，家眷要么留在长安，要么干脆离婚，可杨氏一句话“我跟你走”，就像一颗定心丸，让他慌乱的心稳了下来。
收拾行李时，杨氏没带多少自己的首饰衣物，反而把白居易的诗稿、书籍都仔细打包好，连他常用的那支笔都用锦缎包了三层。“这些都是夫君的心血，不能丢，”她一边打包一边说，“到了江州，夫君还能接着写诗。”
去江州的路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颠沛流离：住的是漏雨的破庙，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粟米粥，遇到下雨天，马车陷在泥里，杨氏就跟着仆人一起推车，手上磨出了水泡，也没喊一声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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