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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那个在长安敢跟皇帝叫板、写《卖炭翁》骂宫市的白居易，会栽个大跟头——38岁那年，他因为替被刺杀的宰相说句公道话，被人扣上“越职言事”的帽子，一脚踹到江州当司马。这一贬，把他从“春风得意”的谏官，直接贬成了“枫叶荻花秋瑟瑟”里的失意人。
可也正是这次贬谪，让白居易变了——以前满脑子“兼济天下”，要替所有百姓出头；到了江州，他开始琢磨“独善其身”，学会在委屈里找平静。
但他没彻底消沉，反而写出了《琵琶行》，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道尽了多少人的心酸。
长安的“意外”：替宰相说句话，就被踹出京城
元和十年（815年）的长安，有点不太平。六月的一天早上，宰相武元衡刚走出家门，准备上朝，从暗处冲出来几个刺客，一刀就把他杀了，还把脑袋砍下来带走了。消息传到宫里，满朝文武都吓傻了——谁敢在京城杀宰相？
当时白居易在家里整理新乐府诗，听到消息，气得拍桌子：“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必须抓住刺客，给宰相一个交代！”他没等上朝，就直接写了封奏折，快马加鞭送进宫，要求皇帝立刻下令，严查凶手，严惩幕后黑手。
他以为做的是对的——宰相被刺，关乎朝廷脸面，每个官员都该站出来说话。可他忘了，官场里的“对”和“错”，从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你“该不该说”。
白居易当时的官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说白了就是陪太子读书的，管的是太子的事，没资格管“宰相遇刺”这种朝堂大事。有人就抓住这一点，在皇帝面前告状：“白居易这是越职言事！他一个陪太子的官，敢管宰相的事，分明是想博名声，不把朝廷规矩放在眼里！”
更坏的是，之前被白居易写诗骂过的贪官，也趁机落井下石：“白居易以前就爱乱说话，现在还敢越权，这种人留不得！”皇帝本来就因为宰相遇刺心烦，听了这些话，也没细想，就下了命令：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接到贬令那天，白居易在给元稹写信，说最近又写了首反映农民苦的诗。信还没写完，小吏就把贬令递到他手里。他看着“贬为江州司马”几个字，手都在抖，墨水洒了满纸。他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了？替宰相说句公道话，就该被贬吗？”
收拾行李的时候，妻子哭着说：“早劝你别那么耿直，你不听，现在可怎么办？江州那么远，那么偏，日子怎么过啊？”白居易没说话，只是把写的新乐府诗整理好，放进箱子里——那些诗，是他在长安的心血，是他“兼济天下”的念想，现在带着它们，离开这座他想改变的城市。
离开长安那天，天刚亮，没一个官员来送他，只有几个老朋友偷偷在城外的小桥边等他。元稹不在长安，托人给他带了一包茶叶，还有句话：“到了江州，照顾好自己，别太委屈自己。”白居易接过茶叶，眼圈红了——在长安，他得罪了那么多人，可还有人记得他，这就够了。
坐在去江州的马车上，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荒凉，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他想起在长安当左拾遗的日子，想起写《卖炭翁》时的热血，想起跟元稹一起发起新乐府运动的意气风发——那些日子，好像就在昨天，可现在，他成了个“被贬的罪官”，连回头看一眼长安的勇气都没有。
初到江州：从“长安贵官”到“茅草屋租客”
江州（现在的江西九江）跟长安比，简直是两个世界。长安有繁华的大街、气派的宫殿，江州只有泥泞的小路、破旧的茅草屋；长安冬天有暖气，江州冬天又湿又冷，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里钻；长安有熟悉的朋友、喜欢的食物，江州只有陌生的方言、吃不惯的鱼鲜。
白居易刚到江州，被安排住在城外的一间茅草屋里。屋子又小又破，窗户漏风，屋顶漏雨，一到下雨天，锅里、盆里都得接着水。晚上没有灯油，只能点松脂，烟呛得人直流眼泪。他以前在长安住的是官宅，有仆人打扫、做饭，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来——劈柴、挑水、做饭，这些活他以前连碰都没碰过，刚开始劈柴，手被斧子磨得全是水泡，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更让他难受的是“没地位”。在长安，他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员们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在江州，他是“贬官”，没人把他当回事——刺史见了他，话都懒得说几句；小吏更是敢对他摆脸色，有时候连俸禄都故意拖拖拉拉不给。
有次他去城里办事，想找刺史商量怎么解决江州百姓的粮荒，刺史却推脱说“忙”，让他等。他在刺史府门口等了整整一天，从早上等到天黑，连口热水都没喝上。最后刺史出来了，说了句“这事我管不了，你看着办”，就转身走了。
白居易站在刺史府门口，看着来往的官员说说笑笑，心里又委屈又失望。他想起在长安写的诗，想起“兼济天下”的志向——原来在偏远的江州，他连替百姓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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